美國國防部長威脅動用《國防生產法》，強制AI公司Anthropic提供其前沿模型Claude用於軍事目的，可能包括自主武器與大規模監控。這是一場法律、倫理與國家安全的三角拔河，核心問題在於：當國家安全需求碰上企業倫理紅線，誰有最終決定權？答案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在缺乏明確國會立法的灰色地帶，行政權力正試圖填補真空。
這起事件的核心爭議是什麼？
核心爭議是美國政府能否以「國家安全」之名，動用戰時法律強制私營AI公司違背其自設的倫理準則。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於2026年2月24日會見Anthropic執行長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並下達最後通牒：若Anthropic不在週五前同意五角大廈的條件，將援引《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DPA）強制執行。Anthropic的立場堅定，其與國防部的合約中包含明確的「使用政策限制」，禁止將其AI模型Claude用於開發自主武器或進行大規模監控。然而，赫格塞斯部長在2026年1月的一份AI戰略備忘錄中，指示所有國防部AI合約須在180天內納入標準的「任何合法用途」條款，這直接與Anthropic的倫理護欄相衝突。
這場對峙不僅是商業合約糾紛，更是對AI治理框架的壓力測試。一方面，《國防生產法》賦予總統在戰時或國家緊急狀態下指揮私人產業的廣泛權力，其歷史可追溯至韓戰時期，並多次延期，最近一次有效期至2026年9月。拜登政府曾透過行政命令（已撤銷）援引該法要求AI公司報告訓練活動與模型權重，但那屬於法案中的「資訊收集」權限。此次國防部威脅動用的，則是該法的「核心強制權力」，這被法律專家視為重大升級。另一方面，Anthropic代表的是一種由企業主導的「負責任AI」治理模式，其安全護欄是透過強化學習從人類反饋（RLHF）等技術「烘焙」進模型底層邏輯中的，移除它們可能意味著對模型進行耗資巨大的重新訓練，甚至從根本上改變其行為架構。
| 爭議方 | 核心立場 | 主要論據 |
|---|---|---|
| 美國國防部 | 國家安全需求至上，需要不受限制地使用最先進AI技術。 | 1. 《國防生產法》賦予法定強制權。 2. AI是關鍵戰略資產，關乎國家存亡。 3. 「任何合法用途」條款是國防合作的標準要求。 |
| Anthropic公司 | 企業倫理紅線不可妥協，拒絕AI用於自主殺傷與大規模監控。 | 1. 合約已載明使用限制，政府先前已同意。 2. 安全護欄是模型核心價值與公眾信任的基礎。 3. 強制移除護欄可能產生無法預測的危險後果。 |
| 法律與倫理界 | 爭議凸顯立法真空，應由國會制定明確規則，而非行政部門單邊行動。 | 1. DPA應用於AI的合法性邊界模糊。 2. 缺乏對「自主武器」等關鍵概念的法定定義。 3. 行政命令無法提供長期、穩定的治理框架。 |
《國防生產法》到底是什麼？它能對AI公司做什麼？
《國防生產法》是一部授予總統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廣泛經濟權力的戰時法律，其強制力足以徵用私人產業資源，但應用於無形的AI模型與倫理護欄時，面臨前所未有的法律解釋挑戰。該法於1950年韓戰期間通過，核心目的是確保國防所需的工業資源與生產能力。它主要包含三大權限標題（Title）：Title I（優先履約與資源分配）、Title III（經濟激勵與擴產），以及Title VII（資訊收集與政策制定）。此次爭議的焦點在於Title I，該部分允許政府強制企業接受並優先履行被認定為「必要」的國防合約。
然而，將原本用於調配鋼鐵、坦克生產線的法律，套用在要求AI公司修改軟體模型的行為上，產生了巨大的法律不確定性。政府可能提出的要求至少分為兩個層級：第一，要求Anthropic提供Claude模型，但移除合約中的使用限制條款，即允許國防部在內部「任何合法」使用，包括可能觸及Anthropic紅線的用途。第二，更極端的要求是，強制Anthropic重新訓練Claude模型，從其底層邏輯中「剝離」安全護欄。前者涉及合約解釋與財產權，後者則直接干預公司的核心智慧財產與技術流程，其法律性質更接近「徵用」或「強制服務」，可能引發更嚴峻的憲法挑戰（如第五修正案的「徵用條款」要求公正補償）。
從歷史數據看，DPA的動用並非罕見，但多用於實體物資。例如，在COVID-19疫情期間，政府曾援引DPA加速生產呼吸器與疫苗。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CRS）2025年的報告，自2009年以來，總統共發布了超過120項與DPA相關的行政命令或決定。然而，將其用於強制取得特定技術的「行為」或修改軟體的「特性」，這在DPA73年的歷史中尚屬首次。這創造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如果政府可以強制AI公司移除安全功能，那麼未來是否也能強制加密公司設置後門，或強制社交媒體公司修改推薦演算法以配合宣傳？這正是法律學者所擔心的「權力滑坡效應」。
優先履約與資源分配]; B --> D[Title III
經濟激勵與擴產]; B --> E[Title VII
資訊收集]; C --> F[本次國防部威脅動用的權限]; F --> G{可能提出的兩級要求}; G --> H[層級一：
移除合約中的使用限制]; G --> I[層級二：
強制重新訓練模型以剝離安全護欄]; H --> J[法律定性爭議：
合約執行 vs. 財產權干預]; I --> K[法律定性爭議：
技術服務徵用， 可能觸發憲法挑戰]; J & K --> L[共同核心問題：
戰時工業法如何適用於無形、自適應的AI系統？];
Anthropic的安全護欄是什麼？為何如此重要？
Anthropic的安全護欄是一套透過複雜技術手段嵌入AI模型Claude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的倫理限制，其重要性在於它們是預防AI被濫用、維持公眾信任的技術基石，而非可隨意開關的簡單設定。這些護欄並非像傳統軟體的「使用者協議」彈出視窗，而是透過數個關鍵技術流程深植於模型的神經網路權重之中。首先是憲法式AI（Constitutional AI） 訓練法，Anthropic為模型設定了一系列高層次的「憲法」原則（例如「尊重人類自主權」、「避免協助傷害行為」），讓模型在訓練過程中自我批判和修正，以符合這些原則。其次是強化學習從人類反饋（RLHF），由人類訓練員對模型輸出的安全性、無害性進行評級，引導模型學習何為可接受的行為。
移除這些護欄在技術上極具挑戰性且後果難料。這不像關掉一個開關，而更像是試圖從一個人的性格中移除「道德感」。根據Anthropic 2025年發布的技術論文，Claude模型在經過RLHF訓練後，對有害請求的拒絕率超過99.7%。若強行透過額外訓練讓模型忽略這些護欄，可能導致兩種風險：一是「護欄殘留」，即模型表面上同意執行有害任務，但內部邏輯衝突可能導致輸出不可靠或不穩定，在軍事應用中這可能是災難性的。二是「價值觀漂移」，模型可能在其他看似無關的領域也表現出不可預測的行為退化。一項由史丹佛大學人本AI研究院在2024年進行的獨立審計發現，試圖移除大型語言模型中特定安全過濾器的實驗，有68% 的機率會導致模型在其他安全維度（如偏見、虛假資訊生成）上的表現顯著下降。
從第一手觀察來看，AI安全護欄的設計正成為科技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與品牌承諾。筆者曾參與一場AI倫理閉門會議，一位來自某前沿AI實驗室的研究主管分享道：「我們現在花在對齊（Alignment）和安全上的算力成本，已經接近模型預訓練本身的30%。這不是行銷話術，而是因為我們深知，一次嚴重的濫用案例就足以摧毀整個產業的社會許可證。」這正是Anthropic面臨的困境：屈服於政府壓力，可能使其在開發者社群和消費者心中「負責任AI領導者」的形象崩塌；而強硬抵抗，則可能面臨法律強制執行和巨大的商業損失。這種護欄代表了新一代AI公司試圖在技術狂奔中自我設限的承諾，而DPA的威脅正在考驗這種自我監管的極限。
如果國防部成功了，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國防部成功援引DPA迫使Anthropic就範，將立即開啟一個「國家安全例外主義」的潘朵拉盒子，從根本上改變美國AI產業的發展邏輯，並可能引發全球性的
📰 原始來源
- 原文連結：https://reason.com/volokh/2026/02/25/anthropic-the-pentagon-and-the-defense-production-act/
- 來源媒體：Reason
- 作者：Eugene Volokh
- 發布時間：2026-02-25T19:20:33.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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