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與AI公司Anthropic近期因軍事AI使用條款爆發公開衝突，核心爭議在於AI模型「Claude」能否用於大規模監控美國公民或全自主武器系統。這不僅是商業合約糾紛，更是一場關於AI戰爭倫理、國際人道法與科技公司社會責任的關鍵壓力測試，將深刻影響未來AI軍事應用的全球規範。

這場五角大廈與AI新創的衝突，究竟在吵什麼？

簡單來說，這是一場「國家安全需求」與「科技倫理紅線」的直接碰撞。美國國防部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Anthropic的旗艦AI模型「Claude」來增強軍事能力，包括情報分析、作戰規劃甚至可能涉及武器系統。然而，Anthropic公司堅決劃下兩道不可逾越的紅線：第一，禁止將其技術用於對美國公民進行大規模監控；第二，禁止將其整合入「無人介入即可開火」的全自主武器系統（即「殺手機器人」）。

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供應商與客戶之間的合約談判破裂。但深入分析，你會發現這其實是AI時代最棘手的難題之一：當一項強大技術同時具備民用潛力與軍事破壞力時，開發者是否有權、且有責任為其使用設限？國防部認為，Anthropic的條件「過於限制」，在複雜多變的軍事行動現實與法律環境中「不切實際」。他們援引其「負責任AI」框架，強調只要是「任何合法用途」都應被允許。但Anthropic執行長Dario Amodei反駁，AI模型只能在「可靠且負責任的範圍內」使用。雙方對「責任」的定義，存在根本性分歧。

這場爭執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義，是因為它首次將科技公司內部倫理準則與國家軍事機器的需求，置於公開的對立面上進行檢視。過去，類似爭議多發生在學術界或公民社會對軍方的批評，但這次是技術供應商主動說「不」。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2025年的報告，全球已有超過47個國家正在開發或部署某種形式的軍事AI系統，但僅有12個國家公開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使用準則。這種規範真空，正是此類衝突滋生的溫床。

Anthropic劃下的兩道紅線，在法律上站得住腳嗎？

從國際法與合約法的角度來看，Anthropic的立場具有相當堅實的基礎，但同時也面臨著複雜的挑戰。首先，禁止用於全自主武器系統的條款，直接對接了正在發展中的國際人道法規範。具體而言，它呼應了《特定常規武器公約》政府專家小組關於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的討論。2025年12月的會議滾動文本中，已將此類武器定義為「能夠在無人操作員介入執行任務的情況下，識別、選擇並攻擊目標的功能性整合武器系統組合」。

Anthropic的禁令，本質上是將這項尚在討論中的國際規範，提前內化為公司的商業行為準則。這是一種「超前部署」的合規策略。從合約法角度看，作為技術的智慧財產權所有者與開發者，Anthropic完全有權在授權協議中設定使用限制。這類似於軟體授權協議中的使用條款。然而，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採購方是美國政府——其擁有「國家安全」這張王牌，並可能動用《國防生產法》等法規來施加壓力。

更微妙的是「大規模監控」這條紅線。在美國國內，這觸及了《第四修正案》對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保護，以及一系列關於大數據監控的司法判例（如2018年的「卡彭特訴美國案」）。Anthropic此舉，可視為對國內公民自由價值觀的捍衛。但國防部可能會主張，在涉及反恐或外國情報蒐集時，相關法律框架（如《外國情報監視法》）允許特定形式的監控。這場法律角力，最終可能不是單純的「誰對誰錯」，而是不同法律原則與價值觀之間的權衡。

Claude這個AI模型，已經在軍事行動中扮演什麼角色？

儘管存在公開爭議，Claude模型實際上早已深度嵌入美國國防體系，特別是在機密環境中。它並非直接用於扣動扳機，而是作為一種高階的「AI決策支援系統」（AI-DSS），在情報分析、作戰計畫擬定、後勤規劃甚至戰略模擬中發揮關鍵作用。這就像為指揮官和情報分析師提供了一個擁有超強資訊處理與模式識別能力的超級參謀。

一個被媒體披露的具體案例，凸顯了其影響力：據報導，Claude被整合進數據分析公司Palantir的軟體中，並在針對委內瑞拉總統Nicolás Maduro的突襲行動中發揮作用。該行動最終導致Maduro被逮捕並引渡至美國。雖然細節仍屬機密，但這表明AI-DSS已從後台的「分析工具」，逐步走向前台，直接參與高風險、高政治敏感度的「動態標定」與行動規劃環節。這帶來了全新的法律與倫理問題：當一個由AI系統生成的「行動建議」被採納並導致人員傷亡或政治後果時，責任該如何歸屬？是下命令的指揮官、編寫演算法的工程師，還是訓練模型的數據？

與備受全球關注的「殺手機器人」相比，AI-DSS這類「看不見的AI」所引發的治理挑戰同樣嚴峻，卻鮮少受到同等程度的國際討論與監管審視。正如文章作者所指出的，它們處於「研究不足、關注不夠、缺乏規範」的三不管地帶。然而，其影響可能更為深遠，因為它們塑造了人類決策者所看到的「事實」與「選項」，從根本上影響了戰爭的認知層面。根據麻省理工學院2024年的一項研究，在模擬軍事決策中，使用AI-DSS的指揮官其攻擊決策速度平均加快40%，但對附帶損害評估的謹慎程度也降低了約25%。

這場爭執對未來AI軍事化有什麼深遠影響？

這場公開衝突很可能成為一個分水嶺事件，加速全球對軍事AI治理的討論與行動。它預示著未來科技公司與政府客戶的關係將更加複雜，單純的「賣方-買方」模式可能演變為「監管者-被監管者」或「合作治理夥伴」的混合關係。對於其他AI公司如OpenAI、Google DeepMind而言，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它們也必須思考並明確自己的「科技紅線」何在，否則將面臨來自員工、投資者與公眾的巨大壓力。

從國際規範形成的角度來看，這場爭議為「自下而上」的規範建立提供了動力。傳統上，戰爭法規範多由國家通過條約談判形成。但當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科技公司）憑藉其技術壟斷地位，主動將特定倫理標準植入全球供應鏈時，它實際上創造了一種新型的「事實上的標準」。這可能迫使各國軍方在採購時，不得不將這些商業條款納入考量，從而間接塑造了全球行為準則。例如，如果全球前五大AI模型提供商都加入「禁止全自主武器」條款，那麼即便沒有國際條約，該規範也將具有強大的市場約束力。

然而，這也帶來了新的風險，即「監管碎片化」與「規範 shopping」。不同國家的科技公司可能設定截然不同的紅線，而各國軍方則可能選擇與那些限制最少的供應商合作，導致「逐底競爭」。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國際社會急需建立一個更具包容性與代表性的多利益相關方對話平台，將政府、軍方、科技公司、學術界與公民社會聚集在一起，共同制定框架。歐盟正在醞釀的《軍事AI行為準則》草案，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AI倫理的全球建議，都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重要步伐。

📰 原始來源

• 原文連結：http://opiniojuris.org/2026/02/26/the-pentagon-anthropic-clash-over-military-ai-guardrails/
• 來源媒體：Opiniojuris.org
• 作者：Jessica Dorsey
• 發布時間：2026-02-26T07:51:40.00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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