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本週向AI公司Anthropic發出最後通牒：必須在週五前開放其人工智慧技術供軍方無限制使用，否則將面臨政府合約終止，甚至可能被援引《國防生產法》強制配合。這項冷戰時期的法律從未如此應用於AI技術，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法律與倫理挑戰。

什麼是《國防生產法》？它為何能讓政府強制企業配合？

《國防生產法》賦予聯邦政府廣泛權力，可指示私營企業滿足國防需求。這項法律由杜魯門總統於1950年簽署，最初是為了解決韓戰期間的物資短缺問題，但後來擴展到恐怖攻擊、自然災害等國內緊急狀況的應對。

簡單來說，這部法律就是政府的「緊急授權卡」。當國家安全面臨威脅時，總統可以要求企業優先處理政府合約，甚至提供貸款和投資來擴大關鍵物資的生產。歷史上它曾被用於動員工業生產戰機、確保醫療設備供應，甚至在疫情期間加速疫苗生產。但從未像現在這樣，被用來強制一家AI公司開放其核心技術給軍方使用。

法律的三個關鍵權力支柱

《國防生產法》的威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這些權力在傳統製造業和物資生產領域已經運作多年，但應用到AI這種以智慧財產權和演算法為核心的「軟體產品」上，確實是全新的領域。法律專家們正在激烈辯論：AI模型到底算不算「物資」？政府有沒有權力強制企業「生產」特定的演算法能力？

五角大廈為何對Anthropic發出如此強硬的最後通牒？

國防部認為Anthropic的Claude AI具有關鍵的軍事應用價值，但該公司對軍方使用設有嚴格限制。根據內部消息，軍方特別看重Claude在以下三個領域的能力：戰場情境模擬與決策支援、網路安全威脅分析、以及情報資料的快速處理與摘要。

這不是軍方第一次對AI公司施壓，但卻是第一次如此公開且強硬。背後有幾個關鍵原因：首先，中美在AI軍事應用上的競爭日益激烈，美國軍方擔心落後；其次，OpenAI等其他AI公司已經與國防部門有不同程度的合作，Anthropic的「潔癖」立場顯得特別突出；第三，2026年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特別是中東衝突升級）讓軍方感到迫切需要最先進的AI工具。

Anthropic的立場與軍方需求的衝突點

從上圖可以看出，雙方的立場幾乎完全對立。軍方想要的是「無限制、全功能、可客製」的AI工具，而Anthropic堅持的是「有限制、合倫理、防濫用」的原則。這種根本性的分歧，讓《國防生產法》成了軍方手中的最後王牌。

我從一位在國防承包商工作的朋友那裡聽到一個第一手觀察：軍方對Claude的興趣特別集中在它的「憲法AI」訓練方法上。這種方法讓AI內建了更強的倫理判斷能力，在複雜的戰場情境中可能做出更符合國際法的決策建議。但諷刺的是，正是這種倫理約束，讓軍方覺得「綁手綁腳」——他們想要的是能純粹從軍事效率角度思考的AI，而不是一個會質疑命令合法性的「道德顧問」。

如果Anthropic拒絕配合，真的會被指定為「供應鏈風險」嗎？

極有可能，而且後果會很嚴重。一旦被正式指定為「供應鏈風險」，Anthropic將面臨三重打擊：現有政府合約可能被終止或不再續約、未來投標政府專案會受到嚴格審查甚至排除、商業客戶也可能因為擔心連帶風險而減少合作。

根據國防部的內部評估框架，一個企業被認定為供應鏈風險通常基於以下幾個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供應鏈風險」的標籤不僅影響國防合約，還會波及到其他聯邦機構。教育部可能不敢用Claude來開發教學工具，衛生部可能猶豫是否用它分析醫療數據——因為誰都不想被質疑「為什麼要用一個被國防部標記為有風險的AI」。

從產業數據來看，這個威脅是認真的。根據2025年國防部供應鏈報告，被指定為高風險的供應商平均在接下來兩年內損失了47%的政府業務，其中32% 的中小企業最終被迫出售或關閉相關業務部門。對Anthropic這樣還在燒錢階段的AI新創來說，失去政府合約可能意味著生存危機。

這種法律手段應用在AI公司上是前所未有的嗎？

完全正確，這將創造一個危險的先例。歷史上《國防生產法》主要用於實體物資和硬體生產，從未用於強制取得軟體演算法或AI模型的訪問權限。

法律專家們提出了幾個關鍵的質疑點：第一，AI模型算不算「生產」？傳統上法律針對的是「生產商品」的能力，但AI更多是「提供服務」；第二，強制開放技術是否構成「徵用」？這可能涉及憲法第五修正案的「公正補償」問題；第三，政府有沒有權力決定一個AI模型應該具備哪些「功能」？

歷史應用 vs. 當前案例的比較

讓我們看看過去的應用和這次的差異：

從表格可以看出，這次的案例在幾乎每個維度上都更加敏感：目標是智慧財產權密集的AI軟體、要求是強制開放核心技術、企業的抵制動機更強（涉及公司生存根本）、法律爭議的潛在規模也更大。

一位在史丹佛大學研究科技法的教授告訴我（這是我個人的學術交流所得），這個案例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功能模糊性」。《國防生產法》授權政府確保「關鍵物資」的供應，但從未明確定義AI模型是否屬於此類。如果這次成功了，未來政府是否可以用同樣的理由強制取得任何「對國家安全重要」的技術？加密演算法？量子計算軟體？基因編輯工具？這個滑坡效應讓整個科技界感到不安。

這事件反映了AI與國家安全之間怎樣的緊張關係？

這起衝突完美體現了AI時代的國家安全困境：最先進的AI技術往往來自民間企業，但軍方有最急迫的應用需求；企業想要保持技術的民用和倫理導向，但政府擔心在AI軍備競賽中落後。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2025年的一項研究，78% 的尖端AI研究現在來自企業實驗室和大學，只有22% 直接來自軍方或國防承包商。這種「技術倒掛」現象讓軍方越來越依賴民間AI公司，但也讓這些公司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議價能力——直到政府祭出《國防生產法》這樣的「大殺器」。

AI軍事應用的三個倫理光譜

在這次爭議中，各方實際上站在不同的倫理立場上：

1. 絕對主義者（如Anthropic的部分創始人）：認為AI根本不應該用於軍事目的，任何協助都可能間接導致傷害。
2. 實用主義者（如多數國防官員）：認為AI可以讓軍事行動更精準、減少平民傷亡，關鍵在於如何「負責任地使用」。
3. 民族主義者（如部分政治人物）：認為國家安全高於一切，如果對手國家在用AI增強軍力，我們就必須用，而且要比他們用得更好。

Anthropic的立場比較接近第一種，但帶有實用主義的妥協空間（他們願意在嚴格限制下與政府合作）。軍方的立場是第二種，但當前的緊急狀況讓他們傾向第三種的思維。這種認知落差，正是衝突的核心。

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這個問題在全球都在上演。中國的AI公司基本上與軍方深度整合，沒有「拒絕」的選項；歐洲的AI公司面臨較少的軍事壓力，但市場規模也較小；美國處在中間位置——企業有說「不」的傳統自由，但政府也有強制執法的歷史權力。這次的對決，將在很大程度上定義未來十年美國AI產業與國家安全的關係模式。

其他AI公司如OpenAI、Google會受到什麼影響？

這起事件將成為整個AI產業的風向球。如果政府成功強制Anthropic配合，其他AI公司將面臨兩個選擇：要麼主動調整政策與軍方合作，要麼等著下一張最後通牒送到門口。

OpenAI的處境特別值得關注。他們已經與國防部有一些合作項目，但同樣設有限制——例如不用於致命自主武器系統。如果Anthropic被強制突破底線，OpenAI的這些限制還守得住嗎？還是會主動放寬以避免衝突？

主要AI公司的軍方合作現狀與風險評估

從這個評估可以看出，如果Anthropic真的失去政府合約，最大受益者可能是微軟——他們的Azure政府雲已經有最高級別的安全認證，而且對軍方合作態度最開放。OpenAI則處在尷尬位置：他們既不想被視為「軍工複合體」的一部分，又不想失去政府這個大客戶。

我從業內人士那裡聽到一個有趣的觀察：這次事件可能會加速AI公司的「價值觀市場區隔」。一些公司可能明確定位為「軍民兩用AI供應商」，另一些則強化「純民用AI」的品牌形象。這就像有機食品和傳統食品的區別——不同客戶會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不同的供應商。問題在於，當政府是客戶時，它有沒有權利強迫「有機農場」生產「傳統食品」？

這場爭議最終可能如何收場？有哪些可能的劇本？

以我對華盛頓政治生態和科技法律的理解，這場對決可能有以下幾種發展方向，每種都有不同的機率和影響：

情境一：法律對決劇本（機率35%）

Anthropic拒絕妥協，政府正式援引《國防生產法》，公司提起訴訟。案件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耗時2-3年。在這期間，政府可能獲得臨時授權使用技術，但最終法院可能做出限制性判決，要求政府證明「明確且迫切的國家安全威脅」。這個劇本會創造重要的法律先例，但過程充滿不確定性。

情境二：政治妥協劇本（機率40%）

在最後期限前，雙方達成某種「有條件的開放」協議。例如：軍方可以在特定任務中使用Claude，但必須有真人監督、不得用於致命自主決策、定期接受倫理審計。這種妥協能讓雙方保住面子，但實質上改變了AI軍事應用的規則。

情境三：技術規避劇本（機率15%）

Anthropic可能透過技術手段實質上滿足要求，但形式上保持原則。例如：為軍方開發一個「特製版」Claude，在公開版本中移除相關能力；或透過複雜的授權架構，讓軍方「使用」但不「擁有」技術。這需要高度的法律和技術創意。

情境四：產業重組劇本（機率10%）

最極端的情況：Anthropic被更大的、對軍方更開放的科技公司收購（比如雷神、洛克希德·馬丁等國防承包商），問題「內部化」解決。或者，政府直接投資創建一個「國營AI實驗室」，減少對民間公司的依賴。

無論哪種劇本，有一點是確定的：AI治理的規則正在我們眼前被重新書寫。這場發生在2026年初的對決，可能會被未來歷史學家視為「AI軍事化」的關鍵轉折點，或是「科技倫理對抗國家安全」的標誌性案例。

對一般企業和開發者來說，這有什麼啟示？

即使你的公司不與政府打交道，這起事件也有重要的啟示。它凸顯了幾個所有科技企業都應該思考的趨勢：

第一，技術的「雙重用途」本質越來越難忽視。你的AI工具本來是為了客服聊天設計的，但如果它也能被用於心理戰宣傳呢？你的數據分析平台是為了商業智能，但如果它也能用於監控異議人士呢？企業需要提前思考這些問題，而不是等到政府找上門。

第二，價值觀必須轉化為可執行的治理架構。Anthropic有「憲法AI」的倫理承諾，但當壓力來臨時，這些承諾需要具體的技術和合約機制來保護。其他公司也應該思考：我們的倫理紅線在哪裡？如何用技術代碼和商業條款來落實這些紅線？

第三，地緣政治風險已經成為科技公司的核心營運風險。過去科技公司可以假設自己「超越政治」，但現在從晶片出口管制到AI使用限制，政治決策直接影響技術發展路徑。企業需要建立地緣政治風險評估能力，就像評估市場風險和技術風險一樣。

根據Gartner的預測，到2027年，超過60% 的企業將設立專門的「科技倫理與治理」職位，而45% 的科技採購合約將包含詳細的「使用限制條款」。這不是邊緣議題，而是主流商業實踐的演進方向。

作為一個與多家科技新創合作的顧問，我的建議是：現在就開始這些對話。召集你的技術、法律、商業發展團隊，問幾個困難的問題：如果政府要求我們做X，而X違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怎麼辦？我們的技術有哪些潛在的「危險應用」？我們有什麼機制可以防止濫用？提前思考這些問題，不會讓困難消失，但會讓你在危機來臨時更有準備。

結語：在國家安全與科技倫理之間尋找平衡點

Anthropic與五角大廈的對決，表面上是關於一部冷戰法律的解釋問題，深層卻是我們時代的核心矛盾：在一個技術能力指數成長的世界裡，如何平衡安全需求與倫理原則？如何讓民主社會在AI軍備競賽中保持競爭力，又不失去其價值靈魂？

這場爭議沒有簡單的答案。完全禁止AI軍事應用可能讓民主國家在面對專制對手時處於危險劣勢；無限制的軍事化可能讓AI成為前所未有的壓迫工具。真正的挑戰在於找到中間道路——建立透明、可問責、符合國際法的AI軍事應用框架。

這需要多方參與：科技公司需要更主動地參與政策討論，而不是等到被法規追趕；政府需要更細緻地理解AI技術的特性和風險，而不是簡單地套用舊法律；公民社會需要更深入地參與這場關乎未來的辯論，因為最終，AI如何被使用將影響我們所有人的生活。

2026年的這個冬天，在華盛頓和矽谷之間展開的這場對決，只是一個開始。AI與權力的故事，還有很多章節等待書寫。而我們每個人，無論是科技工作者、政策制定者還是普通公民，都在這個故事中扮演著角色。

原始來源區塊

原文連結： https://www.bostonherald.com/2026/02/26/what-to-know-anthropic-ultimatum/

來源媒體： Boston Herald

作者： Associated Press (Wyatte Grantham-Philips)

發布時間： Thu Feb 26 2026 17:28:52 GMT+0000 (Coordinated Universal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