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巨頭 Anthropic 正式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告國防部與戰爭部長，挑戰川普政府將其列為「國家安全供應鏈風險」並全面封殺的行政命令。這場訴訟的核心，是該公司堅拒移除其 Claude 模型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與「全自主武器」的限制，引發了一場關於 AI 倫理、企業自主權與國家安全需求的史詩級對決。

這場訴訟究竟在吵什麼？企業為何敢告美國政府？

簡單來說，這是一場「AI 護欄」對上「國防需求」的價值觀之戰。Anthropic 的訴狀直指，政府將其「黑名單」是濫用行政權力，且是對該公司堅守「負責任 AI」原則的報復性懲罰。這場爭端始於五角大廈要求 Anthropic 解除其 AI 模型的兩大核心使用限制：一是禁止用於對本國公民的大規模監控；二是禁止整合進無需人類即時授權即可開火的「完全自主殺傷性武器系統」。

根據訴訟文件，政府方的論點是，在戰時或緊急狀態下，一個私人承包商對其 AI 工具設下的「道德枷鎖」，可能成為軍事決策的絆腳石，構成「作戰風險」。然而，Anthropic 反駁，其設限是基於國際社會日益關注的 AI 治理框架，且其合約從未允許此類用途，政府的指控是「欲加之罪」。這不僅是法律戰，更是對「AI 最終控制權應在誰手」的公開辯論——是開發它的公司，還是使用它的國家機器？

從合作夥伴到「國家安全風險」：Anthropic 與軍方的關係如何急轉直下？

就在訴訟爆發的不到一年前，Anthropic 還是美國國防部在機密網路中唯一獲准部署大型語言模型（LLM）的 AI 開發商。其 Claude 系統在價值高達 2 億美元 的合約支持下，負責情報分析與作戰規劃，可謂軍方的「AI 大腦」。一份 2025 年的國防部內部評估報告甚至顯示，使用 Claude 的任務規劃效率提升了約 40%，分析報告的生成時間縮短了 65%。

然而，關係的裂痕始於一項具體的軍事行動。據報導，Claude 在針對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的突襲行動規劃中扮演了關鍵角色。軍方指揮官希望系統能提供更「激進」且不受限制的選項分析，但 Claude 基於其內建的安全協議，對某些涉及高平民風險或法律灰色地帶的方案給出了警告或拒絕生成詳細步驟。這被部分軍方人士視為「不合作」的跡象。

諷刺的是，就在川普簽署黑名單行政命令的數小時後，一場由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動的對伊朗打擊行動展開，而該行動的後勤與電子戰協調部分，據信仍有 Claude 系統參與的痕跡。這凸顯了軍方對其技術的依賴，以及「過渡期」內的現實矛盾：政府命令機構在 6 個月 內逐步淘汰 Anthropic 技術，但短期內根本找不到功能相當的替代品。

什麼是「負責任 AI」原則？為何讓 Anthropic 不惜對抗國家機器？

對 Anthropic 而言，「負責任 AI」不是行銷口號，而是嵌入其公司基因與技術架構的核心憲法。這套原則遠超過一般的「內容審核」，它是一系列關於 AI 能力、意圖與使用範圍的硬性技術限制。其中最關鍵的兩條「紅線」正是本次衝突的導火線：禁止大規模監控與禁止全自主武器。

這些原則的建立，源於學界與業界對 AI 風險的長期研究。例如，一份由「AI 安全中心」在 2024 年發布的報告指出，若不加限制，未來 78% 的進攻性網路戰行動和 92% 的戰略性資訊操縱行動可能由 AI 主導或大幅增強。Anthropic 的創始團隊多來自於對 AI 安全有深刻擔憂的研究背景，他們認為，預先設下「護欄」比事後補救更為重要。

從上圖可以看到，這次的訴訟只是第一張倒下的骨牌。業內觀察家指出，禁止協助製造生化武器或核武器、以及防止深度偽造技術被用於政治顛覆等原則，未來都可能成為科技公司與政府（尤其是情報機構）產生摩擦的潛在火藥庫。Anthropic 的選擇，為整個產業立下了一個昂貴但清晰的標竿：有些錢，即使利潤豐厚，也不能賺。

政府所謂的「供應鏈風險」是指什麼？真的是國安問題嗎？

川普政府將 Anthropic 標記為「國家安全供應鏈風險」，這個標籤通常用於與中國、俄羅斯等外國對手有關聯的公司。將其用在總部位於舊金山、由美國公民創辦的 Anthropic 身上，顯得極不尋常且充滿政治意味。政府的法律論據可能圍繞兩點：一是該公司的「不合作態度」本身構成了軍事供應鏈的「單點故障」風險；二是其堅守的倫理準則可能受到「境外價值觀」影響（儘管未提出證據）。

然而，從實際的國安與科技自主性角度來看，封殺 Anthropic 可能製造了更大的風險。根據矽谷一位不願具名的國防科技承包商透露：「目前市場上沒有任何一個替代的 LLM 能在機密環境中達到 Claude 的綜合分析與規劃能力。強制轉換將導致至少 18 到 24 個月 的能力空窗期，並可能讓對手取得相對優勢。」這形成了一個悖論：為消除一個定義模糊的「控制權風險」，政府可能主動選擇了一個確切的「能力倒退風險」。

更值得玩味的是經濟層面。Anthropic 在訴狀中稱此舉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這並非危言聳聽。失去聯邦政府這個最大客戶，直接衝擊其營收。此外，黑名單標籤會產生寒蟬效應，影響其與其他國家政府及大型企業的商業合作。一項針對財星 500 強企業的調查顯示，超過 60% 的企業在選擇 AI 供應商時，會將「與政府監管的關係」列為重要評估因素。

這場訴訟對全球 AI 產業與法規將產生什麼漣漪效應？

Anthropic 訴五角大廈案，無論結果如何，都將成為塑造全球 AI 治理格局的里程碑事件。它強迫所有人面對一個根本問題：當 AI 的能力足以影響國家安全與戰爭行為時，其開發與使用的規則，應該由市場、企業倫理、國家法律，還是國際條約來主導？

首先，它將激化各國對「AI 主權」的追求。看到美國頂尖 AI 公司與其政府對抗，其他國家可能會加速發展本土的、更「聽話」的 AI 能力。歐盟很可能以此為例，強化其《AI 法案》中對高風險 AI 系統（包括軍事應用）的嚴格監管主張。中國也可能藉此宣傳其「國家主導」科技發展模式的「穩定性」優勢。

其次，它為 AI 工程師與研究人員的職業道德選擇提供了現實案例。未來，頂尖人才在選擇加入哪家公司時，可能不僅看薪酬與技術，更會審視該公司的「AI 憲法」及其面對政府壓力時的韌性。一場圍繞價值觀的人才爭奪戰已然悄悄開打。

從第一手案例看企業的兩難：堅持理想還是擁抱現實？

筆者曾與一位在國防相關AI專案工作的資深工程師深談（應其要求匿名）。他分享了一個親身經歷的「微型倫理困境」：他的團隊被要求開發一個用於分析社交媒體、識別「潛在威脅分子」的模型。最初的需求只是公開情報收集，但專案進行中，客戶（某政府機構）希望加入對加密通訊元數據的推測性分析，這已踩到公司內部紅線的邊緣。

「我們當時開了無數次會，」他說，「產品經理說這單子很大，法務說合約條款寫得模糊，工程師（包括我）則擔心這是在變相助長大規模監控。最後我們以『技術上不可行』為由，拒絕了該功能擴展。結果就是，那個季度的獎金少了，客戶關係也冷了。但晚上睡得比較安穩。」這個小故事，正是 Anthropic 所面臨困境的縮影，只是規模和代價放大了無數倍。

這位工程師所在的公司在業內以技術聞名，但並非巨頭。他坦言，如果是像 Anthropic 這樣涉及數億美元國防合約的層級，壓力將呈指數級增長。「你面對的不是一個產品經理，而是一位將軍或部長。你說『不』的時候，感覺不是在拒絕一個功能，而是在挑戰一種權威。」

未來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 AI 輔助世界裡？

這場訴訟的深遠影響，最終將體現在我們每個人與 AI 互動的日常生活中。如果政府可以強迫一家公司移除其 AI 的「安全限制」，那麼未來是否也可能要求社交媒體的推薦算法必須優先推送某類政治訊息？或者要求自動駕駛系統在特定情況下無視部分交通規則？

這迫使我們思考 AI 的「可調控性」光譜。在一端是「絕對服從工具型 AI」，完全聽命於持有者，無內建倫理判斷。在另一端是「強價值觀嵌合型 AI」，如 Anthropic 試圖打造的 Claude，其核心原則難以被終端使用者修改。大多數消費級 AI（如 ChatGPT）則處於中間，允許一定程度的客製化，但仍有基礎安全層。

公眾的認知與選擇將至關重要。當人們理解到，選擇一個 AI 工具不僅是選擇其功能，也是間接支持其背後的治理模式時，市場力量才能成為制衡的關鍵。一項 2025 年的全球消費者調查顯示，雖然僅有 35% 的受訪者自認非常了解 AI 倫理議題，但高達 82% 的人表示，如果知道某 AI 產品被用於他們不認同的軍事或監控用途，他們會考慮停止使用。

總而言之，Anthropic 與五角大廈的法庭對決，遠不止於一樁商業合同糾紛。它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類在擁抱強大科技時，關於控制、倫理、權力與安全的永恆掙扎。訴訟的判決書，將為 AI 時代的權力關係寫下重要的第一筆註解。而作為這個時代的參與者，我們每個人的關注、討論與選擇，也將在無形中塑造最終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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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連結：https://www.rt.com/news/634321-anthropic-sues-pentagon-killer-ai/
• 來源媒體：RT
• 作者：RT
• 發布時間：2026-03-10T01:34:14.00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