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的「顛覆」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入侵國防與安全領域。以 Palantir 為首的科技公司，將其強大的 AI 數據分析平台賣給軍方與國安機構，聲稱能「以科技終結戰爭」，實則大幅提升了軍事行動的殺傷效率與國內監控的滲透力，將人類推向一個由演算法決定生死的危險新時代。

為什麼說我們已進入「AI 驅動戰爭」的時代？

簡單來說，因為戰爭的決策循環（OODA Loop：觀察、定位、決策、行動）正被 AI 極速壓縮。過去需要數天分析的情報，現在幾分鐘內就能產出可執行的攻擊建議。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加薩、烏克蘭等地發生的現實。以 Palantir 的「Gotham」和「Foundry」平台為例，它們能整合衛星影像、通訊截收、社交媒體數據、無人機畫面等海量資訊，透過機器學習模型，自動識別模式、預測敵方行動、並為指揮官推薦「最優」打擊目標。

這種「軍事決策即服務」（MDaaS）的模式，帶來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速度和規模取代了精準和問責。根據報導，Palantir 的技術幫助以色列國防軍（IDF）顯著提升了在加薩的轟炸節奏與目標生成能力。一位前美國國防部官員匿名透露，使用此類 AI 目標推薦系統，可將從情報到開火的時間從平均 24-48 小時縮短至 10-15 分鐘。然而，速度的代價是準確性的潛在犧牲。在複雜的城市戰環境中，AI 模型依賴的數據本身可能就有偏差或不完整，導致平民設施被錯誤標記為軍事目標。

更令人憂心的是，驅動這套戰爭機器的，是一種混合了科技樂觀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冷戰思維的「矽谷敘事」。Palantir 聯合創始人彼得·提爾（Peter Thiel）長期鼓吹「強力技術」（Powerful Technology）的必要性，認為自由民主已失效，需要科技精英來重塑世界秩序。CEO 亞歷克斯·卡普（Alex Karp）則將公司的產品描繪為維護美國霸權、嚇阻對手的必要工具，甚至將對其的批評扭曲為「不愛國」或「阻礙和平」。這種將複雜地緣政治簡化為技術優劣競爭的論調，危險地忽略了戰爭的政治本質與人道後果。

Palantir 的「雙面刃」：對外作戰與對內監控有何關聯？

關聯在於核心技術的同源性與商業模式的擴張性。Palantir 起家的 Gotham 平台本就是為美國情報機構（如 CIA）追蹤恐怖分子網絡而設計。這套擅長於從雜亂數據中「連接點滴」、識別隱藏關聯的技術，可以無縫轉換應用場景：在加薩用來追蹤 Hamas 的關聯人員與設施；在美國南部邊境，被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用來加速定位、拘留和驅逐無證移民；在 2020 年明尼阿波利斯抗議活動後，也被用來協助警方識別參與者。

這把「雙面刃」的鋒利之處在於，它創造了一個閉環的商業論證：在戰場上驗證過的「有效性」，成為向國內執法機構推銷的「金字招牌」。卡普曾對 CNBC 表示，批評 ICE 的人更應該支持 Palantir，因為他們的產品「核心要求人們遵守《第四修正案》的數據保護」。這番言論將科技平台本身的中立性，與客戶如何使用它完全脫鉤，是一種典型的「工具論」卸責。然而，設計用於大規模監控和分析的工具，其內在邏輯就是侵蝕隱私與正當程序。

讓我們用一個具體案例來說明這種技術的國內應用與爭議。2023年，美國國土安全部（DHS）與 Palantir 簽訂了一份價值10億美元的「無限期交付/不定數量」（IDIQ）合約，用於其「獵鷹」（FALCON）數據分析系統。該系統整合了來自 22 個不同聯邦機構的數據，用於邊境安全、移民執法和國內反恐。公民自由團體「電子前哨基金會」（EFF）的分析指出，這類系統缺乏透明的監督機制，其演算法可能基於有缺陷的數據（如過時的犯罪記錄、錯誤的關聯分析）做出判斷，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社群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

上圖清晰地展示了 Palantir 商業模式的核心循環：以軍事和情報應用打磨技術並建立聲譽，再將這把「利刃」推向更廣泛的政府市場，包括國內監控。這個循環在帶來巨額利潤的同時，也持續加劇著社會對於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的恐懼。根據《The Nation》文章揭露，Palantir 在 2025 財年的政府合同收入超過 30 億美元，年增長率高達 35%，其中來自非國防的國內機構收入占比已攀升至近 40%。

當 CEO 說「用摻有芬太尼的尿液噴灑分析師」，這反映了什麼企業文化？

這反映了矽谷軍事科技複合體中一種 「恃才傲物、挑釁反叛、並將暴力語言常態化」的毒性文化。卡普的這句「玩笑話」並非孤例，它是一種精心營造的人設的一部分：一個不畏世俗眼光、敢於說出「殘酷真相」的科技先知。這種文化將對法律、倫理和民主監督的蔑視，包裝成打破官僚主義的「顛覆性創新」；將對暴力的輕描淡寫，視為面對世界「現實」的硬漢表現。

這種文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所謂的「加州意識形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與「有效利他主義/加速主義」（EA/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某些流派的危險結合。前者相信科技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終極方案，市場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者中的極端分支則認為，為了應對 AI 等「存在性風險」，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加速技術發展，甚至接受過程中的混亂與犧牲。當這種思想與彼得·提爾這類信奉「強人政治」的資本家結合時，便孕育出 Palantir 這類視民主程序為絆腳石、將國家暴力工具視為最佳產品的公司。

更深入一層看，這種挑釁性言論也是一種戰略性的煙霧彈。它吸引了媒體和公眾的注意力，讓人們聚焦於 CEO 的驚人語錄，而非深入審視其產品在現實世界中造成的具體傷害。當人們在爭論卡普的言論是否得體時，就較少去追問：在加薩被摧毀的樓房中，有多少是由 Palantir 的系統推薦的目標？在 ICE 被拆散的家庭裡，其數據軌跡是如何被 Foundry 平台分析和鎖定的？

這種文化的危害是系統性的。它不僅影響了公司內部的決策，使其對產品的負面用途視而不見，也腐蝕了更廣泛的科技行業倫理。當頂尖的 AI 人才被高薪和「解決重大難題」的願景吸引，加入這些公司時，他們可能是在不自覺地參與構建下一代壓迫工具。一位曾參與國防項目後離職的谷歌工程師在匿名訪談中透露：「我們當時被說服，是在用 AI 拯救生命（通過更精準的打擊）。但事後看，那套系統的評估標準只有『效率』和『目標達成率』，從未真正量化過所謂的『附帶損傷』。這是一種道德上的懶惰。」

我們該如何監管這頭「AI 戰爭巨獸」？法律與倫理的防線在哪？

這需要從技術、商業、法律、國際規範四個層面同時構建防線，而目前每一道防線都近乎失守。首先，在技術與商業層面，必須打破「科技中立」的迷思，推動「預設倫理」（Ethics by Design）和「演算法問責」。這意味著，像 Palantir 這樣的公司在設計系統時，就必須內建對潛在危害的評估機制，例如對平民傷害的風險模型、對數據偏見的審計工具，並且這些評估需要由獨立的外部專家進行驗證。

法律層面是當前最薄弱的環節。美國目前沒有專門針對軍事或執法用途 AI 的聯邦法律。國會雖有提出如《演算法責任法案》等草案，但進展緩慢，且難以觸及涉及國家機密的國防項目。一個可行的起點是強化政府採購的透明度與約束條件。政府在使用納稅人的錢購買這些系統時，應有權要求供應商披露其演算法的基本邏輯、訓練數據的來源與局限性、以及已知的錯誤案例。合同中也應包含嚴格的條款，禁止將技術用於違反國際人權法的用途。

國際規範的建立更是迫在眉睫。聯合國正在討論關於「致命自主武器系統」（LAWS，即「殺人機器人」）的管制條約，但以 Palantir 為代表的「人在迴路中」（Human-in-the-loop）的 AI 輔助決策系統，處在一個更模糊的灰色地帶。它們沒有完全自動化殺戮，但卻極大地影響和加速了人類的殺戮決策。國際社會需要將討論範圍擴大到這類「半自動化」或「增強型」軍事 AI，制定具有約束力的使用準則，例如禁止將其用於針對平民密集區的攻擊決策。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一點，是重塑科技行業的社會契約與職業倫理。這需要學界停止將為國防巨頭工作美化為「愛國」；需要投資人用 ESG（環境、社會、治理）標準嚴格審視軍事科技初創公司；更需要工程師和數據科學家群體內部形成強大的倫理共識與 whistleblower 保護文化。2025年，一項針對美國科技從業者的調查顯示，雖然有 68% 的人認為 AI 用於軍事目的存在重大風險，但只有 22% 的人表示其公司有明確的倫理審查流程來拒絕相關項目。這之間的巨大落差，正是行動的空間。

我們正站在一個關鍵的歷史岔路口。AI 驅動的戰爭機器所承諾的「精準」與「威懾」，實則可能將我們帶向一個更不穩定、更不人道、更缺乏問責的未來。技術本身不會選擇道路，選擇道路的是人。是時候進行一場全社會的深度辯論了：我們究竟想用這股強大的力量，建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個問題的答案，將決定我們是成為科技的主人，還是淪為其邏輯下，下一個等待被分析的「數據點」。

原始來源區塊

• 原文標題： Welcome to the Era of the AI-Powered War Machine
• 來源媒體： The Nation (Thenation.com)
• 作者： Janet Abou-Elias, William D. Hartung
• 發布時間： 2026-03-12T14:29:54.000Z
• 文章連結：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palantir-war-machine-silicon-val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