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在2026年梅斯演講中，正式宣告與「自由放任」的消極國家模式決裂，提出「主動戰略型國家」將透過穩定、公共投資與制度改革三大支柱，與企業建立夥伴關係，共同打造一個以投資驅動、生產力提升為核心的英國經濟新成長模式，目標是重建民眾對「民主資本主義」的基本生活承諾。
為什麼英國財政大臣要在此刻提出「主動戰略型國家」的經濟新願景？
簡單來說，因為舊模式失靈了，民眾的經濟安全感正在流失。里夫斯在演講開頭就直指核心：「我知道這是一個令人焦慮的時刻。」她描繪了民眾最樸實的期望：有機會建立美好生活、選擇居住地、在安全的社區感到自豪、收入良好、負擔得起像樣的房子，且不必為下一張帳單失眠。她認為，這種期望是「民主資本主義一直以來所依賴的基本承諾」，但對太多人而言，這個承諾已長時間感覺不真實。因此，政府的使命就是「糾正這一點」。
這個「糾正」的內涵，是對過去數十年主導英美經濟思想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放任」模式進行深刻反思。里夫斯明確指出，新成長模式需要與過去決裂，特別是與「消極國家的自由放任政治」、以及「僅憑少數地區的成功就能建立強大經濟的虛構故事」決裂。她認為，被動的國家角色無法應對當前的全球挑戰，如地緣政治緊張、供應鏈脆弱、氣候轉型以及技術革命（如人工智慧）帶來的顛覆。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的數據，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至2024年，英國的勞動生產力成長率年均僅約0.5%，遠低於歷史平均水平，這被經濟學界稱為「生產力之謎」，正是經濟停滯、實質薪資成長緩慢的根源。
里夫斯提出的新框架，是讓國家從「規則制定者」和「市場監管者」，轉變為「共同投資者」和「市場塑造者」。這並非走回舊式的國有化或中央計劃經濟，而是強調一種新型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國家將變得更具「戰略性」和「主動性」，利用其獨特的地位——能夠承擔長期風險、協調跨部門行動、並投資於私人資本可能猶豫的基礎領域——來為廣泛的經濟繁榮奠定基礎。
| 舊模式（消極國家） | 新模式（主動戰略型國家） |
|---|---|
| 核心理念：自由放任、最小政府干預 | 核心理念：戰略性夥伴關係、塑造市場 |
| 國家角色：規則制定者、監管者 | 國家角色：共同投資者、風險承擔者、協調者 |
| 成長引擎：依賴金融與消費，聚焦少數成功地區（如倫敦） | 成長引擎：投資與生產力驅動，追求區域均衡發展 |
| 公共投資：視為擠出私人投資的負擔 | 公共投資：視為降低風險、引導私人資本的工具 |
| 面對挑戰：市場自行調整與解決 | 面對挑戰：國家與企業共同規劃與應對 |
所謂「主動戰略型國家」的三大支柱具體是什麼？如何運作？
這三大支柱是：1. 交付穩定、2. 提供公共投資、3. 實施改革。它們並非獨立存在，而是一個相互強化、旨在重建企業投資信心與民眾經濟安全感的系統性策略。
第一支柱：交付穩定。 這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基石。里夫斯強調，政府必須提供「穩定的強健基礎，讓企業能夠規劃和投資」。這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在經歷了多年的政治動盪（如脫歐）、疫情衝擊和快速的政府更迭後，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對英國企業而言變得格外珍貴。具體措施包括承諾嚴謹的財政紀律、可預測的監管環境，以及清晰的長期政策方向。例如，政府可能透過立法確立中期的財政規則和投資承諾，讓企業在進行五年或十年的資本規劃時，能有更可靠的依據。根據英國工業聯合會（CBI）2025年的一項調查，超過70%的企業執行長將「政策與監管環境的穩定性」列為其在英國進行重大投資決策時的首要考量因素，甚至高於稅率優惠。
第二支柱：提供公共投資。 這是新策略中最具突破性的一環。公共投資的角色被重新定義為：降低風險、塑造市場、並擠入私人投資。國家將資金投入私人部門認為風險過高、回報期過長或協調成本太大的領域。經典案例包括：
- 基礎設施： 如清潔能源電網、碳捕捉與封存網路、全國性光纖寬頻。
- 前瞻性科技： 如人工智慧安全研究、量子計算、綠色氫能。
- 區域均衡發展： 針對長期投資不足的地區進行交通、研發和技能培訓的定向投資。
這種「擠入」效應的邏輯在於，當政府投資建設了關鍵的基礎設施或證明了某項技術的可行性，它實際上為私人資本創造了新的、風險更低的市場機會。例如，政府投資建設電動車充電網路，會刺激消費者購買電動車，從而帶動整個電動車產業鏈的私人投資。
第三支柱：實施改革。 光有錢不夠，還需要移除成長的障礙。改革針對的是那些拖累生產力的結構性問題，例如：
- 規劃系統： 簡化繁瑣的建設與基礎設施項目審批流程。英國的規劃系統以效率低下著稱，一個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可能需時十年以上才能獲得批准，這嚴重阻礙了投資。
- 技能體系： 改革教育與職業培訓，使其更緊密地對接未來產業（如數位、工程、綠色科技）的需求，解決結構性技能短缺。
- 區域治理： 賦予地方更多權力和資源，使其能夠根據本地優勢制定發展策略，打破中央集權的決策模式。
這三大支柱共同構成了一個正向循環：穩定吸引投資，公共投資降低風險並創造市場，而改革則確保這些投資能更高效地轉化為生產力提升和實質成長。
這種新模式與傳統的「產業政策」或「大政府」有何不同？
關鍵差異在於「如何做」，而非「做不做」。傳統的產業政策有時被批評為「政府挑選贏家」，即官僚決定哪些特定公司或技術應該獲得補貼，這容易導致資源錯配、尋租行為和保護主義。而「大政府」則容易讓人聯想到高稅收、高支出和龐大的國有部門。
里夫斯所勾勒的「主動戰略型國家」試圖走出一條不同的路。其核心原則是 「設定方向，但不微觀管理」 和 「投資於平台，而非偏袒個體」。國家的工作是識別並投資於具有廣泛外溢效益的「任務」或「平台」，例如達成淨零排放、建設全國數位骨幹、或確保國家在關鍵技術上的韌性。然後，在這個清晰的戰略方向和公共投資創造的基礎上，由市場競爭來決定最具效率的企業和解決方案。
一個具體的案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英國在先進電池製造業的佈局。這是一個典型的「主動戰略型國家」實踐。政府認識到電動車轉型是必然趨勢，而電池是其中的戰略核心部件，關乎未來汽車產業的競爭力與能源安全。然而，建立大型電池工廠（Gigafactory）需要數十億英鎊的前期投資，技術門檻高，且全球競爭激烈，私人企業單獨行動風險極大。
政府的做法是：
- 設定方向： 明確將電動車與電池供應鏈列為國家產業戰略重點。
- 提供公共投資與降低風險： 透過「汽車轉型基金」等機制，為符合條件的電池工廠建設提供可觀的補助（例如對某個項目承諾數億英鎊），這大幅降低了企業的初始資本風險。同時，承諾配套建設電網升級和交通連接。
- 塑造市場： 立法規定未來在英國銷售的新車中零排放車輛的比例，為電池創造了確定的國內需求。
- 交由市場競爭： 多家企業（如日產、捷豹路虎的供應商等）可以競標這些項目，最終由最具技術和商業可行性的方案勝出。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指定要生產哪種具體的電池化學配方，也沒有成立國營電池公司。它所做的，是通過戰略性投資和監管框架，創造了一個讓私人資本願意且能夠進入的市場。根據英國先進推進中心（APC）的報告，截至2025年底，這類戰略性干預已成功吸引了超過60億英鎊的私人投資進入英國的電池供應鏈，預計創造超過1萬個直接工作崗位。
| 傳統產業政策/大政府 | 主動戰略型國家（新模式） |
|---|---|
| 政府角色 | 主導者、所有者、挑選特定贏家 |
| 干預方式 | 直接補貼特定公司、國有化、保護性關稅 |
| 決策邏輯 | 由上而下，政治或官僚決策 |
| 目標 | 維持或創造特定就業、支持國內廠商 |
| 風險 | 資源錯配、抑制競爭、創新不足 |
這套經濟策略面臨哪些主要的挑戰與風險？
沒有任何經濟策略是萬靈丹，「主動戰略型國家」模式同樣面臨著內外部的嚴峻挑戰。里夫斯在演講中也暗示了這些困難，她提到這需要「責任感」和「公平性」，並在做出艱難選擇時將勞動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首要挑戰是財政約束。 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需要資金來源。在英國公共債務占GDP比例已接近100%（2025年數據）的背景下，如何在不擠壓其他重要公共服務（如醫療、社會福利）的前提下，為戰略投資籌措資金，是對財政紀律的巨大考驗。可能的途徑包括：重新分配現有支出、與私人資本共同投資（如透過公私合營PPP）、或針對超高財富與特定利潤豐厚的產業設計新的稅收政策。然而，每一條路都充滿政治與經濟上的爭議。根據財政研究所（IFS）的模型，若要將公共投資淨額維持在GDP的3%以上（這是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提振生產力所需的水平），並同時遵守債務下降的財政規則，政府在2026-2030年間可能需要每年額外籌措或節省150-200億英鎊。
第二個挑戰是執行能力。 「主動」和「戰略性」要求政府具備高超的規劃、專案管理和與產業協調的能力。這涉及到公務員體系是否需要引進新的技能（如商業分析、科技評估），以及如何避免大型專案常見的成本超支和延誤。英國歷史上不乏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HS2高速鐵路）因管理不善而預算暴漲的案例。新模式的成功與否，極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交付力」。
第三是國際競爭與協調的挑戰。 英國並非唯一採取更積極產業政策的國家。美國的《降低通膨法案》（IRA）和歐盟的《綠色新政產業計劃》（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都在以巨額補貼吸引綠色產業投資。這引發了一場全球性的補貼競賽。英國的財政實力難以與美歐巨頭正面比拼規模，因此必須更聰明地聚焦於自身優勢領域（如金融科技、創意產業、生命科學、高等教育），並確保其投資與監管環境具有足夠的國際競爭力。
最後是分配公平與政治共識的挑戰。 公共投資的效益需要時間才能滲透到普通家庭，體現為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資和更低的物價。在短期內，政府可能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艱難的支出選擇。如何確保轉型過程是「公平」的，避免特定地區或群體被落下，並維持社會對這一長期戰略的政治支持，將是持續的考驗。里夫斯強調「公平性」正是對此挑戰的回應，但具體如何落實，將是未來政策辯論的焦點。
對企業、投資人與一般民眾而言，這份演講傳遞了哪些重要訊號？
這不僅是一份政策聲明，更是一份清晰的「投資說明書」和「社會契約更新」。不同對象可以從中讀取出關乎自身未來的重要訊息。
對企業與投資人：
- 長期主義的信號： 政府承諾提供穩定性和戰略清晰度，鼓勵企業進行長期、生產性的資本投資，而非短線金融操作。
- 新的合作模式邀請： 企業被視為「夥伴」，而非單純的監管對象。尤其是在綠色科技、數位轉型、基礎建設等領域，企業應積極尋求與公共部門合作的機會，參與到國家級「任務」的實現中。
- 區域機會的再平衡： 投資將有意導向倫敦和東南部以外的地區。對於尋求成本優勢、特定技能集群或地方政策支持的企業，英國其他地區（如中部、北部、蘇格蘭）可能出現新的機遇。
- 合規重點的轉移： 除了傳統的財務與環保合規，企業未來可能更需要展示其如何貢獻於國家的「生產力提升」和「韌性建設」目標。
對一般民眾與勞動者：
- 對經濟安全感的承諾： 政府明確將民眾對「好生活」的基本期望（安居、樂業、財務穩定）置於政策核心，試圖修復社會與經濟體系之間的信任。
- 技能發展的指引： 改革技能體系意味著政府將加大對職業教育、在職培訓和終身學習的投入。勞動者應關注未來成長領域（如數位技能、工程、醫療科技）的培訓機會，以提升自身的就業能力和薪資潛力。
- 對「公平」的期待： 政府承諾在艱難選擇中將「勞動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這可能轉化為對最低工資、工作條件、租戶權利等方面的更多關注，但也要求公眾對長期投資的必要性保持耐心。
- 地方發展的參與機會： 隨著區域治理權力的下放，社區和地方政府在塑造本地經濟未來方面可能擁有更大的發言權，民眾可以更積極地參與地方規劃和發展議程。
總而言之，2026年的梅斯演講標誌著英國經濟治理哲學的一次重要轉向。它承認了單純依賴市場自我調節的局限性，並試圖在自由市場活力與國家戰略引導之間，找到一條適合21世紀挑戰的新平衡之路。其成敗不僅將決定英國未來十年的經濟面貌，也將為其他面臨類似困境的發達經濟體提供一個重要的觀察案例。這條路充滿挑戰，但里夫斯傳達的訊息很明確：維持現狀已不是選項，主動塑造未來才是唯一的出路。
原始來源區塊
- 原文標題： Mais Lecture 2026
- 來源媒體： GOV.UK (英國政府官方網站)
- 作者： HM Treasury and The Rt Hon Rachel Reeves MP (英國財政部與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議員)
- 發布時間： 2026年3月17日
- 原文連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mais-lecture-2026](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