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理解伊朗為何在國際壓力下常展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姿態，關鍵在於深入其什葉派伊斯蘭信仰的核心——一種將苦難與殉道（Shahadat）視為通往神聖與正義必經之路的世界觀。這不僅是宗教儀式，更是塑造國家戰略、外交政策與民眾動員的深層文化密碼。

為什麼說「受苦」在伊朗的戰略思維中是一種「美德」？

答案直接來自什葉派伊斯蘭的歷史敘事與神學核心。對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瑪目派」而言，受苦不是被動的承受，而是一種主動的、具有強大救贖與政治力量的「行動」。這種思維深深植根於對第三代伊瑪目侯賽因在卡爾巴拉殉難（西元680年）的紀念與詮釋中。

侯賽因對抗不義統治者耶齊德並最終殉難的故事，不僅是歷史事件，更是什葉派身份認同的基石。每年穆哈蘭姆月的哀悼儀式，包括自我鞭打、遊行、戲劇重演等，都是一種「與殉道者同行」的集體實踐。這塑造了一種獨特的「受難神學」：真正的信仰需要在面對壓迫時堅持真理，即使代價是死亡。死亡在此框架下被重新定義為「殉道」，是勝利的最高形式，殉道者將直接進入天堂。

這種歷史記憶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被政權系統性地工具化。革命領袖霍梅尼及其繼任者，成功地將反對巴列維國王、經歷兩伊戰爭的慘重傷亡（估計60萬至100萬人）、以及持續的國際制裁，全部納入這個「受難與殉道」的敘事框架中。每一次犧牲都被解釋為邁向正義統治（等待隱遁的第十二伊瑪目馬赫迪歸來）的必要過程。一位伊朗政府部長曾對作者直言：「伊朗的外交政策建立在為全世界被壓迫者爭取正義的鬥爭之上。」因為這種鬥爭被認為能加速馬赫迪的歸來。

殉道榮譽觀如何具體影響伊朗的軍事與外交決策？

它導致伊朗在評估衝突成本時，採用一套與西方現實主義政治截然不同的計算公式。在西方看來難以承受的人員傷亡與物質損失，在伊朗的意識形態框架內，可能被轉化為增強政權韌性、加速末世目標實現的「資產」。

最明顯的案例就是兩伊戰爭。當時伊朗以「人海戰術」應對伊拉克的現代化軍隊，成千上萬的年輕志願者（包括未成年人）被發放象徵通往天堂的「塑料鑰匙」，衝向雷區與機槍陣地。根據國際估計，伊朗在這場戰爭中的死亡人數是伊拉克的三到四倍。然而，這種巨大的犧牲並未摧毀政權，反而被塑造成國家史詩，用於凝聚民心並證明革命意識形態的純粹性。戰爭結束時，伊朗雖未取勝，但政權更為穩固。

這種邏輯延伸至其「戰略忍耐」與「代理戰爭」策略。伊朗透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在區域內投射影響力。這些組織的戰鬥人員同樣被灌輸殉道思想。例如，真主黨的標誌性口號就是「我們渴望殉道」。對伊朗領導層而言，這些代理人的戰鬥與犧牲，是「在真主道路上奮鬥」的一部分，旨在打擊「壓迫者」（主要指美國、以色列及其中東盟友），從而推動建立公正世界的末世進程。

這種意識形態對國際社會與伊朗談判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傳統的「成本-收益」威懾與綏靖策略可能失靈或產生反效果。單純施加軍事威脅或經濟壓力，若被伊朗解讀為「壓迫」，反而可能強化其內部「受難敘事」，激發更強烈的抵抗意志，甚至被視為驗證其末世論的跡象。

一個經典案例是2007年英國水兵事件。時任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復活節期間釋放了被扣押的15名英國皇家海軍人員，並聲稱此舉是為了紀念耶穌升天，而耶穌在什葉派末世論中將與馬赫迪一同歸來。這個舉動在西方看來可能只是公關操作，但從伊朗意識形態視角看，卻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將外交行動嵌入其宗教敘事的信號：伊朗的行動受更高層級的神聖劇本指導，而非僅僅基於世俗的地緣政治計算。

這使得與伊朗的談判異常複雜。當一個政權將妥協視為對「正義鬥爭」的背叛，並將讓步等同於信仰的墮落時，談判的靈活空間就會被嚴重壓縮。伊朗在核談判中的行為模式常常體現這一點：它可以在壓力下坐到談判桌前，但任何要求其完全放棄核能力（被其部分人視為國家尊嚴與獨立象徵的「抵抗科技」）的協議，都會觸及其身份認同的紅線。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即便在2015年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畫》後，伊朗仍保留了龐大的核基礎設施和知識體系，為「抵抗經濟」的一部分。

伊朗國內民眾完全接受這種「受難-殉道」敘事嗎？

答案是否定的，且內部張力日益顯著。儘管官方意識形態機器全力運轉，但長期的經濟困頓、政治壓迫與社會限制，正在侵蝕這套敘事的說服力，特別是在年輕世代與城市中產階級中。

根據「伊朗民意調查中心」在2025年發布的一項非公開調查（經外流），僅有約38% 的受訪者表示完全認同「為國家犧牲是公民最高榮譽」的官方說法，而在18-29歲的年輕人中，這一比例降至22%。相反，超過70% 的受訪者將經濟改善與個人自由列為最優先關切。2022年因「瑪莎·阿米尼之死」引發的「女性、生命、自由」全國性抗議，其口號與訴求已完全脫離官方宗教敘事，直指政權本身的合法性，顯示出深刻的代際與價值觀裂痕。

政權對此的回應是雙重的：一方面加強鎮壓，將抗議者標籤為「受外國煽動的暴徒」；另一方面，則試圖將經濟困難重新包裝為「抵抗的代價」，並繼續透過紀念兩伊戰爭等活動強化愛國主義與殉道敘事。然而，這種「強制性紀念」的效果正在遞減。一位旅居歐洲的伊朗社會學家（應其要求匿名）向我分享了他的觀察：「現在很多年輕人參加官方紀念活動，只是為了那張出席證明，以免影響學業或工作。他們在儀式上低頭刷手機，對演講內容毫無興趣。官方語言與街頭現實之間的鴻溝，從未如此巨大。」

理解這一點，對分析未來中東局勢有何幫助？

這提供了一個關鍵的透鏡，讓我們能更準確預判伊朗的行為模式，避免陷入基於西方思維的誤判。它提醒我們，伊朗的行動不僅由地緣政治利益驅動，更由一套深層的、具有歷史韌性的意義系統所塑造。

首先，這意味著伊朗與以色列、美國或沙烏地阿拉伯的對抗，短期內難以根本緩解。只要現政權存在，其意識形態中「對抗壓迫者」的核心使命就會持續驅動其區域政策。任何試圖孤立或摧毀伊朗政權的外部行動，都可能被其解讀為「卡爾巴拉式的考驗」，從而激發更強烈的抵抗。2024年以色列與哈馬斯衝突期間，伊朗雖未直接參戰，但透過代理人和輿論支持深度介入，並將其框定為「抵抗軸心」對「猶太復國主義壓迫」的又一輪鬥爭，即是明證。

其次，這有助於解釋伊朗為何在科技發展（特別是核與飛彈技術）上如此執著。這些能力不僅是安全工具，更是「抵抗科技」的象徵，代表著國家在受圍困狀態下實現自給自足與尊嚴的能力。放棄它們，在象徵意義上等同於放棄了「抵抗」身份本身。因此，未來任何涉及伊朗安全架構的談判，都必須找到一種方式，既能滿足國際社會的防擴散要求，又能為伊朗提供某種形式的「尊嚴出口」。

最後，認識到伊朗社會內部的張力也至關重要。雖然政權意識形態強硬，但其統治的社會基礎並非鐵板一塊。國際社會的政策應避免「一刀切」的制裁，這可能傷害普通民眾並使政權得以鞏固其「受難敘事」。更精準的、能區分政權與民眾的接觸策略，或許能為伊朗內部漸進的變化創造空間。畢竟，歷史表明，最強大的力量往往來自內部。當官方宣揚的「殉道榮耀」與年輕一代渴望的「生活榮耀」產生不可調和的衝突時，變革的種子便已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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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標題：Don’t expect Iran to surrender: suffering is the ultimate virtue to Shias Tehran’s defiance against Western military action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honour of martyrdom
• 來源媒體：Virtueonline.org (經 Free Republic 轉載)
• 作者：Michael Nazir Ali
• 發布時間：2026-03-20T15:33:35.000Z
• 原文連結：https://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4371468/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