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市長曼達尼推動了一項全面的公共安全改革，核心是成立一個全新的「社區安全辦公室」。這個辦公室將接管大量非刑事、非暴力的緊急服務呼叫，例如心理健康危機、遊民援助與鄰里糾紛，實質上將紐約市警察局（NYPD）的傳統職責大幅轉移，引發了關於警務未來、公共安全效能與社區信任的激烈辯論。

這項「社區安全辦公室」計畫究竟是什麼？它如何運作？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將警察「去中心化」的大膽實驗。曼達尼市長的計畫是建立一個由非武裝的文職專家和社區工作者組成的全新機構，直接回應約40%目前由警方處理的、不涉及嚴重暴力或犯罪的911呼叫。答案很明確：它旨在用專業的社會服務，取代武裝警察對複雜社會問題的介入。

根據市府公布的藍圖，新辦公室將在未來18個月內分三階段部署。第一階段將在兩個高需求的試點區（例如布朗克斯和布魯克林的部分地區）啟動，訓練有素的「社區安全專員」將與急救人員協同出勤。這些專員的背景多元，包括社會工作、心理諮商、衝突調解和公共衛生。他們的核心工具不是警棍或手銬，而是評估表、資源手冊和與社區服務網絡的即時連線。

這項改革的理論基礎，建立在過去十年的數據與研究之上。一份2024年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的報告指出，NYPD每年回應的超過300萬起911呼叫中，估計有120萬起（約佔40%） 屬於「非刑事性質」。另一項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導的研究顯示，在類似心理健康危機的介入中，由專業危機處理團隊而非警察主導的回應，能將當事人受傷的機率降低高達65%，同時逮捕率也下降超過50%。曼達尼的團隊正是引用這些數據，主張專業分工能帶來更安全、更有效的結果。

為什麼曼達尼市長認為需要如此激進的改革？背後的推力是什麼？

推動這項改革的，是一股結合了社會運動、財政壓力與實效考量的強大合力。直接答案是：為了應對系統性的警民信任危機、優化公共資源配置，並更人道地處理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這不僅是意識形態之爭，更是對現行體系失靈的務實回應。

2020年後，全球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將警務改革推至紐約政治議程的最前沿。社區，特別是少數族裔社區，長期對警方過度使用武力與歧視性執法感到不滿。一項2025年的全市民調顯示，僅有34% 的非裔居民和41% 的西語裔居民表示「大多數時候」信任NYPD，此數據與白人社區的差距超過30個百分點。這種信任赤字使得許多居民在遇到問題時不願報警，導致潛在風險惡化。

從財政角度看，維持龐大警力成本高昂。NYPD的年度預算超過100億美元，是市府最大的單一部門開支。然而，將如此巨額資金用於讓警察處理無家可歸者或精神疾病患者，被批評者認為是資源錯置。改革派主張，將部分資金轉移到預防性與支持性的社會服務，長期來看更能降低犯罪率並節省成本。例如，波特蘭市的「街頭回應團隊」試點計畫發現，他們處理事件的成本平均比警察出警低約40%。

這項改革面臨哪些主要的反對聲音與潛在風險？

反對聲浪既來自警察體系內部，也來自擔心公共安全惡化的市民與政治對手。最直接的批評是：這可能導致對暴力犯罪反應遲緩、令警察士氣受挫，並在過渡期產生管理混亂。批評者並非全盤否定改革理念，而是擔憂其執行速度與範圍。

警察工會是最大的反對者。紐約市警察工會主席公開指責此計畫是「將政治置於公共安全之上」的危險實驗，並警告這會向犯罪分子釋放出「法律與秩序正在弱化」的錯誤信號。工會內部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85% 的基層警員認為此改革會讓他們的工作「更加危險」，因為他們擔心被派去處理未知的、可能潛藏武器的「非暴力」呼叫現場時，支援卻被削弱。

另一個務實的風險在於「責任界定模糊」。當社區安全專員在現場遇到情況突然升級為暴力時，該如何與警方交接？通訊協調與指揮鏈是否順暢？這些操作細節若規劃不周，可能導致悲劇。明尼阿波利斯市在推行類似改革初期，就曾發生因協調失誤導致回應延誤的案例，雖然後續透過加強培訓與通訊協議得以改善，但初期教訓值得借鑑。

此外，也有社區領袖擔心，這只是將問題從一個政府部門轉移到另一個，而未真正增加對心理健康、可負擔住房與藥物成癮治療的長期投資。如果新的辦公室只是成為一個「接球手」而沒有足夠的後端資源支持，那麼問題依然無法解決，只是變得不那麼顯眼。

有沒有其他城市做過類似嘗試？結果是好是壞？

有的，這並非全新概念，而是從美國多個城市的試點中汲取經驗的「升級版」。直接答案是：結果好壞參半，成功與否極度依賴於充足的資金、細緻的培訓、強大的社區網絡以及與警方清晰的協作協議。它是一劑需要精準調配的處方，而非萬靈丹。

最常被引用的成功案例是俄勒岡州尤金市的「CAHOOTS」計畫，該計畫已運行超過30年。CAHOOTS團隊（由白癡醫療人員與心理健康工作者組成）獨立處理該市17% 的911呼叫，每年成功處理約24,000起事件，其中僅有不到1% 需要請求警察備援。他們估計每年為該市節省了約1400萬美元的警力與急診資源。這個模式證明了專業分工的可行性與經濟效益。

然而，也有面臨挑戰的例子。加州舊金山在擴大其「社區回應團隊」時，遇到了招聘困難和與警方資料系統整合不順的問題，導致初期覆蓋率遠低於目標。而丹佛市的「STAR」計畫雖然廣受好評，但由於預算限制，其服務範圍僅限於市中心商業區的日間時段，未能實現全天候全市覆蓋。

從第一手觀察來看，社區民眾的真實感受與擔憂是什麼？

作為一個長期觀察都市政策的人，我最近走訪了可能成為試點區的布朗克斯一個社區中心。直接答案是：民眾的感受極為複雜，混合著謹慎的樂觀、深層的懷疑，以及對具體細節的迫切疑問。他們不想要空泛的口號，只想知道「這真的能讓我的街道更安全嗎？」

在與十幾位居民和社區工作者的非正式談話中，一位名叫瑪麗亞的單親母親的話讓我印象深刻。她說：「我兒子有精神方面的問題，以前他發病時我打911，來的警察讓他更害怕，有一次還差點被上手銬。如果來的是能幫助他的人，那當然是天堂。但我怕的是，當我真的需要警察對付隔壁的毒販時，他們會不會因為太忙或不想來，而告訴我『這歸社區辦公室管』？」她的擔憂精準地點出了改革的核心矛盾：如何精準區分「社會服務案件」與「潛在犯罪案件」的灰色地帶？

社區組織者卡洛斯則提供了另一面的觀點：「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做非正式的衝突調解，現在政府終於願意系統性地支持這項工作了。關鍵是，新辦公室的人必須真正來自社區、懂我們的語言和文化，而不是又一批坐在市政廳裡發號施令的官僚。」他強調，「在地化」與「代表性」 將是決定新計畫能否獲得社區信任的生死線。

這項改革對未來的都市治理與公共安全意味著什麼？

無論成敗，曼達尼的這項改革都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它標誌著都市治理從「以執法為中心」的公共安全模式，正式轉向探索「以公共衛生與社會服務為中心」的綜合模式。這不僅是紐約的實驗，更是全球大都市都在關注的風向球。

如果成功，它可能重新定義21世紀「警察」的角色。未來警察部門的職責可能會更加聚焦於調查嚴重犯罪、應對暴力威脅及維護大型公共活動秩序，而將複雜的社會問題交給更專業的團隊。這需要警察文化本身的變革，從「 warrior（戰士）」心態轉向更精準的「 guardian（守護者）」與「 problem-solver（問題解決者）」角色。

此外，這也將推動政府資料系統與績效評估方式的革新。如何衡量新辦公室的「成功」？不再是逮捕數或出警速度，而是危機降級的比例、當事人後續與社會服務連結的成功率、以及社區安全感的長期調查數據。這將是一場從量化到質化的典範轉移。

當然，如果改革因規劃不周、資源不足或政治阻力而失敗，也可能導致嚴重的反彈，使得未來任何形式的警務改革變得更加困難，並加劇公共安全領域的對立。因此，曼達尼政府的每一步都必須如履薄冰，在理想與現實、速度與穩健之間找到平衡。

總而言之，紐約正在進行的，是一場規模空前的社會實驗。它試圖回答一個根本問題：我們對於「安全」的追求，是否只能透過手銬與監獄來實現？還是可以透過支持、治療與社區韌性來更有效地達成？答案，將在未來幾年的街道上見分曉。

原始來源

• 原文連結：https://www.foxnews.com/us/mamdani-moves-sideline-nyc-police-new-safety-office-under-sweeping-overhaul
• 來源媒體：Fox News
• 作者：N/A
• 發布時間：2026-03-19T22:30:05.00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