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刻，VTDigger 的新工會合約卻為新聞業立下了一個清晰的未來路標：記者對人工智慧的使用擁有正式發言權。這份合約不僅保障了薪資與休假，更將 AI 倫理、工作權保障與編輯自主權寫入白紙黑字，堪稱是數位時代新聞勞動權益的一大突破。
為什麼一份地方新聞的工會合約，會成為全國焦點？
答案很簡單：因為它觸及了所有媒體工作者最深的焦慮——AI 會取代我的工作嗎？我的報導會被 AI 工具悄悄改寫嗎？VTDigger 的合約直接回應了這些問題，將模糊的恐懼轉化為具體的權利條款。這不僅是一份勞資協議，更像是一份「AI 時代新聞工作者的權利宣言」。
VTDigger 是美國佛蒙特州的一家非營利新聞機構，擁有超過 9,000 名付費會員。在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艱難談判後，其工會（VTDigger Guild）於 2026 年 4 月 1 日通過了史上第二份團體協約。這份為期四年的合約，除了保證記者最低薪資調漲 32.5% 和更多帶薪假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關於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使用的詳細規定。
根據《波士頓環球報》的報導，VTDigger 正處於動盪期。執行長 Sky Barsch 和去年才上任的總編輯 Geeta Anand 相繼離職。儘管該機構 2025 年營收約 300 萬美元，較前一年成長約 10%，但自 2022 年創辦人離開後便一直處於虧損狀態。媒體分析師 Dan Kennedy 直言，這場因薪資、福利及 AI 使用而起的激烈合約談判，暴露了雙方關係的緊張。正是在這種「內憂」背景下，這份涵蓋 AI 條款的合約顯得格外珍貴，它試圖在科技洪流中為新聞工作者築起一道防波堤。
這份合約到底為記者爭取了哪些具體的「AI 權利」？
合約的核心是將 AI 的使用從管理階層的單方面決策，轉變為需要與工會協商、並尊重記者專業判斷的過程。具體條款可以歸納為四大支柱：預告與協商權、離職保障權、倫理異議權，以及政策共決權。
首先，預告與協商權。合約規定，資方若打算引入一個會對員工工作條件產生「實質影響」的新生成式 AI 系統，必須至少提前 60 天 通知工會。這給了工會寶貴的時間去理解技術、評估影響，並準備後續的「影響協商」。這打破了過去技術「空降」的慣例，將員工從被動接受者轉為提前參與者。
其次，離職保障權。這可能是最讓人心安的一條。合約明定，若員工被裁員，且裁員「直接且主要」歸因於生成式 AI 的使用，那麼他們將獲得增強的遣散費——在原有基礎上，每服務一年可多獲得 4 週 的薪水，且最低保障為 12 週。這條款直接對衝了「AI 取代人力」的風險，為可能受影響的員工提供了更優厚的緩衝。
第三，倫理異議權。這條捍衛了新聞工作的核心價值。記者有權拒絕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如果他們認為其中 AI 的使用存在倫理問題。同時，他們也可以對自己工作中使用 AI 的方式提出倫理異議。這等於將「編輯自主權」和「專業判斷」的防線延伸到了 AI 領域，確保人類記者的價值觀和倫理標準不會被演算法輕易覆蓋。
最後，政策共決權。合約要求成立一個由工會成員和非工會管理層員工共同組成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為組織的 AI 使用政策提出建議。政策必須包含一個編輯審查流程，以確定哪些編輯內容適用該政策，並且必須承認：生成式 AI 工具無法充分替代人類判斷，尤其是在新聞的創作、分發和推廣環節。這將 AI 政策的制定從上而下的命令，變成了由下而上的共創。
| 權利條款 | 核心內容 | 對記者的意義 |
|---|---|---|
| 預告與協商權 | 引入重大影響之 AI 系統前，需提前 60 天 通知工會並進行協商。 | 取得應對科技變革的準備時間與談判空間。 |
| 離職保障權 | 因 AI 被裁員可獲增強遣散費（每服務年+4週，最低12週）。 | 為「被 AI 取代」的風險提供實質經濟保障。 |
| 倫理異議權 | 可對作品中的 AI 使用提出倫理異議，並有權拒絕署名。 | 捍衛專業倫理與編輯自主性，防止價值觀被侵蝕。 |
| 政策共決權 | 成立勞資聯合委員會，共同制定組織的 AI 使用政策。 | 從政策執行者轉變為政策制定者，參與塑造工作環境。 |
新聞編輯室引入 AI，難道不是為了提升效率嗎？為何會引發如此大的衝突？
這正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資方看到的可能是效率提升、成本節省；但勞方看到的卻是工作本質被改變、專業價值被稀釋，甚至飯碗不保的威脅。VTDigger 的案例並非孤例，它只是將這個全球新聞業的普遍矛盾，以最戲劇化的勞資談判形式呈現出來。
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 2025 年的一項調查，約 68% 的新聞從業人員對 AI 在新聞生產中的應用表示「擔憂」或「非常擔憂」，主要擔心集中在事實準確性、工作保障和新聞倫理層面。另一方面，一項針對全球 200 家 媒體高管的調查顯示，超過 85% 的機構已在某種程度上使用生成式 AI，最常見於標題建議、初稿生成和社群摘要。
這種認知落差就是衝突的根源。AI 工具如 ChatGPT 或 Claude 能快速整理資料、生成草稿，但它們缺乏人類記者的現場觀察、人際互動、道德判斷和對社區的深刻理解。當管理層希望用 AI 來「輔助」記者時，記者擔心的是「輔助」最終會變成「替代」，或者為了追求速度而犧牲報導的深度與溫度。
VTDigger 前創辦人 Anne Galloway 的警告非常直白：「如果工會繼續這樣『不講理』，像 Digger 這樣的新聞機構將會倒閉。」這句話反映了資方常見的焦慮：在營收壓力下，採用新科技是生存必需，而工會的抵抗可能拖垮組織。但工會方的邏輯同樣堅實：沒有了專業、有士氣的記者，新聞機構的靈魂也就不復存在，效率再高也無意義。這場衝突，本質上是「效率生存」與「價值生存」之爭。
恐致組織倒閉] D --> D1[擔憂工作被取代] D --> D2[堅守新聞倫理標準] D --> D3[捍衛專業判斷價值] D --> D4[焦慮：AI侵蝕
新聞核心價值] C4 & D4 --> E[衝突爆發點：
勞資談判] E --> F[VTDigger 模式：
將衝突轉為合約條款] F --> G[建立四大權利支柱
預告/保障/異議/共決] G --> H[目標：達成新的平衡
（科技效率 + 人文價值）]
除了 VTDigger，其他新聞機構是如何應對 AI 所帶來的勞資挑戰的？
全球新聞編輯室正以各種方式摸索與 AI 共存的規則，從單方面的管理準則到初步的勞資協議，VTDigger 的合約是目前最全面、最具約束力的一例。我們可以將這些應對模式大致分為三類：管理層主導型、勞資協商萌芽型，以及 VTDigger 的「權利條款」型。
管理層主導型 是目前最常見的模式。例如，《紐約時報》發布了詳細的內部 AI 使用指南，強調 AI 不能用於撰寫報導內容，主要用於輔助研究、翻譯和生成標題建議。這類指南由管理層制定，雖然可能諮詢員工意見，但本質上是「由上而下」的政策。其優點是決策快速，但缺點是缺乏工會的制衡與合約保障，員工的異議空間有限。
勞資協商萌芽型 則開始在集體談判中觸及 AI 議題。例如，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工會在最近的談判中，已成功將「成立聯合委員會研究 AI 對工作的影響」納入協議。這比單純的管理指南進了一步，承認了工會在議題上的角色，但尚未像 VTDigger 那樣發展出具體的權利和保障條款。這是一個過渡階段。
VTDigger 的「權利條款」型 是目前最前沿的模式。它不僅將 AI 納入談判，更將其具體化為可執行、可救濟的合約權利。這為其他正在進行或即將進行勞資談判的新聞機構提供了一個極具參考價值的範本。它證明，關於 AI 的爭議不必是零和遊戲，可以透過制度設計，在擁抱技術效率的同時，牢牢守住新聞專業的底線。
| 應對模式 | 代表案例 | 核心特點 | 優點 | 潛在缺點 |
|---|---|---|---|---|
| 管理層主導型 | 《紐約時報》、美聯社內部指南 | 由管理層制定使用規則與倫理紅線，員工需遵守。 | 決策效率高，能快速因應技術變化。 | 員工參與度低，缺乏制衡，異議管道有限。 |
| 勞資協商萌芽型 |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 在集體協議中納入 AI 相關條文，如成立聯合研究委員會。 | 承認工會角色，開啟對話機制。 | 條款較為模糊，缺乏具體權利保障與執行細節。 |
| 權利條款型 | VTDigger | 將具體的 AI 使用預告、協商、保障、異議權寫入具法律效力的合約。 | 權利義務最明確，對員工保障最強，具開創性。 | 談判門檻高、過程艱難，需工會有強大談判力。 |
這份合約真的能解決問題嗎？還是只是把衝突往後延？
這是一個價值連城的問題。VTDigger 的合約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開始，它建立了遊戲規則和對話平台。但合約簽署只是起點，而非終點。真正的挑戰在於後續的執行、委員會的運作，以及在日新月異的 AI 技術面前，這些條款能否保持其保護力。
合約的成功與否，將取決於幾個關鍵因素。首先，是那個勞資聯合委員會能否有效運作。如果它淪為空談或對抗的場所，政策就無法落地。它需要雙方帶著誠意，共同學習、理解 AI 的潛力與風險。其次，「實質影響」 的定義將是未來爭議的焦點。什麼樣的 AI 工具算是有實質影響？一個新的文案輔助工具算嗎？一個自動化數據分析系統呢？這需要委員會在實踐中不斷釐清。
再者，技術的發展速度可能超越合約條文。這份合約鎖定的是「生成式 AI 系統」，但未來可能出現其他形式、更整合性的自動化工具。合約的解釋能否與時俱進？最後，也是最根本的，是 VTDigger 的財務健康。合約保障了優厚的遣散費，但若機構真的因經營困境而裁員，這些保障能否兌現？這又回到了新聞業普遍的商業模式挑戰。
媒體分析師 Dan Kennedy 所說的「有毒的關係」，不會因一紙合約就瞬間化解。合約提供了框架和緩衝，但修復信任、建立真正的合作夥伴關係，需要雙方在合約簽署後付出更多努力。這份合約不是衝突的終結者，而是一個將衝突「制度化處理」的工具箱。它把可能引發爆炸的對立情緒，引導到會議桌和條文解釋上，這本身就是一種進步。
對於台灣的新聞從業者與媒體管理者，VTDigger 的案例帶來什麼啟示？
無論你身在編輯室哪個位置，VTDigger 的故事都像一面鏡子，讓我們提前看見自己可能面臨的未來。台灣媒體同樣積極擁抱 AI，從自動生成財經快訊、體育賽果，到用 AI 輔助採訪稿聽打與整理。勞資雙方也應開始正視並對話這個議題。
給新聞工作者的啟示是：主動了解、集體發聲。 與其被動焦慮，不如主動了解 AI 工具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辨識出那些無法被 AI 取代的核心能力，例如深度調查、人物訪談、複雜議題的脈絡梳理與價值判斷。更重要的是，VTDigger 案例顯示，集體的力量是爭取權益的關鍵。無論是透過工會、編輯室會議或其他管道，記者需要形成共識，對 AI 的使用紅線和倫理準則提出明確主張。
給媒體管理者的啟示是：透明溝通、共同制定規則。 強行推行 AI 工具最容易引發反彈與信任危機。VTDigger 的 60 天預告期 是一個值得借鑑的做法，給予員工心理與技能上的準備時間。成立跨部門的 AI 倫理或使用委員會，納入第一線記者的聲音，共同制定政策。這不僅能減少推行阻力，更能利用記者的專業知識，避開 AI 應用中的倫理地雷，最終產出更優質、可信的新聞產品。
歸根結底，VTDigger 的合約傳遞出一個核心訊息：AI 在新聞業的應用，不應是一場「管理層對決編輯室」的戰爭。它應該是一個「科技與人文如何協作」的探索過程。這份合約試圖建立的，正是一個讓探索得以安全、有序進行的框架。在AI浪潮無可避免的當下，與其恐懼對抗，不如像VTDigger這樣，坐下來，把規則談清楚。這或許才是新聞業在數位時代生存與尊嚴的起點。
原始來源區塊
- 原文標題： Amid internal uncertainty, the VTDigger’s new union contract guarantees journalists’ input on AI use
- 來源媒體： Niemanlab.org (Nieman Journalism Lab)
- 作者： Hanaa’ Tameez
- 發布時間： 2026-04-02T18:47:41.000Z
- 原文連結： https://www.niemanlab.org/2026/04/__trashed-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