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議員Ro Khanna直言，國會已在戰爭權力上「投降」，任由行政部門主導軍事行動。這不僅是憲政危機，更反映當代治理中立法制衡的全面失靈。
國會真的放棄了宣戰權？權力失衡的憲政危機
是的，根據Ro Khanna的分析，國會已實質放棄了憲法賦予的宣戰權。這位加州眾議員在訪談中痛陳，自2001年《授權使用軍事力量》通過以來，歷任總統已利用這模糊授權發動超過20次軍事行動，而國會幾乎未曾行使否決權。最新的伊朗衝突就是典型案例——行政部門單方面決定升級行動，立法機構卻淪為旁觀者。
這種權力傾斜並非一朝一夕。數據顯示，美國歷史上總統未經國會宣戰而發動的軍事行動占比高達95%，僅有5次是正式宣戰。更驚人的是，根據國會研究服務處2025年報告，過去十年中，國會針對軍事行動的授權投票僅進行了3次，且全部事後追認。立法者似乎習慣了「事後背書」的角色，主動制衡意願薄弱。
權力失衡的後果顯而易見。以伊朗衝突為例，行政部門在72小時內就完成了從情報評估到行動執行的全過程，國會多數議員是透過媒體才得知細節。這種決策速度固然有效率，卻完全繞過了憲法設計的審議機制。Khanna與肯塔基州眾議員Thomas Massie提出的《戰爭權力決議》試圖扭轉此趨勢，要求任何軍事行動必須在60天內獲得國會明確授權，否則自動終止。
| 時期 | 總統發動軍事行動次數 | 國會正式宣戰次數 | 國會事後授權比例 |
|---|---|---|---|
| 1945-2000 | 約120次 | 0次 | 約35% |
| 2001-2020 | 約40次 | 0次 | 約25% |
| 2021-2026 | 約15次 | 0次 | 約20% |
表格說明：數據顯示國會對軍事行動的監督能力持續下降，事後授權比例從35%降至20%，立法制衡明顯弱化。
從政治心理學角度看，這種「授權逃避」有其結構性原因。國會議員面臨選區壓力，涉及國家安全的投票往往兩難——支持可能捲入無止境衝突，反對則容易被貼上「不愛國」標籤。於是多數選擇沉默，將政治風險轉嫁給行政部門。這種集體行動困境，正是Khanna所說的「制度性投降」。
加州人口流失，真是稅收與法規的錯？
部分正確，但非全貌。Khanna坦承，加州的稅收政策與監管環境確實驅離了部分居民與企業。2025年數據顯示，加州是美國僅有的五個人口負成長州之一，淨流失約18萬人。其中高收入族群遷移尤為明顯——僅在2024年，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納稅人中就有12% 搬離加州，主要目的地是德州、佛州等低稅州。
然而，將問題單純歸咎於「稅收太高」可能過度簡化。Khanna指出，住房成本才是更關鍵的推手。加州房價中位數已達85萬美元，是全國平均的2.3倍。嚴格的環境法規與分區限制，使得每年住房供應缺口高達15萬戶。年輕人與中產階級不是不愛加州，而是根本住不起。
財富稅提案更是火上澆油。2025年加州議會提出的「超富豪稅」，擬對淨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居民課徵1% 年度稅，超過10億美元則課1.5%。雖然尚未通過，但已引發強烈反應。據矽谷創投協會調查，68% 的受訪高淨值人士表示「正在考慮遷移」，其中23% 已啟動具體計畫。知名案例包括電影導演Steven Spielberg與多位科技巨頭，他們並非反對所有稅收，而是質疑加州政府的使用效率。
但Khanna也提醒，不該將「低稅收」神話化。德州與佛州雖然無州所得稅，但財產稅與消費稅往往更高。更重要的是，加州仍擁有全美最頂尖的教育系統、創新生態與文化多樣性。問題在於如何平衡——他主張的「進步資本主義」，正是試圖在維持社會安全網的同時，透過智慧監管降低企業負擔。
AI時代來臨，政府該當推手還是守門員？
兩者都是，但必須找到平衡點。Khanna作為矽谷代表，對AI發展持謹慎樂觀態度。他認為政府應扮演「基礎建設投資者」與「風險管控者」的雙重角色。具體而言，聯邦應在未來五年投入至少300億美元於AI研發基礎設施，同時建立跨黨派的監管框架，確保技術進步不犧牲勞動權益與隱私保護。
勞動市場衝擊是首要挑戰。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預測，到2030年，AI可能取代全球4億個工作崗位，其中美國受影響比例約23%。但同時也將創造2.5億個新職位，關鍵在於轉型期的緩衝。Khanna支持「AI調整津貼」構想，為受影響勞工提供最長18個月的培訓補助，金額可達每人1.5萬美元。這不是阻礙進步，而是確保進步果實共享。
監管框架必須靈活且國際協調。歐盟的《AI法案》已設定嚴格風險分級，美國卻仍處於各州各自為政的混亂狀態。例如加州2024年通過的《AI問責法案》，要求企業對高風險AI系統進行「影響評估」，但德州卻幾乎無相關規範。這種碎片化將阻礙創新——開發者必須應對50種不同標準，成本增加30%以上。
| 監管面向 | 歐盟模式 | 美國現狀 | Khanna建議方向 |
|---|---|---|---|
| 風險分級 | 4級分類（不可接受/高/有限/最小） | 各州不一，聯邦無統一標準 | 3級分類（關鍵/高/一般），聯邦主導 |
| 透明度要求 | 強制揭露訓練數據來源與偏見檢測 | 自願性為主，僅加州有強制規定 | 關鍵系統強制揭露，一般系統自願 |
| 執法機制 | 設立歐洲AI辦公室，罰款可達全球營收6% | FTC與各州檢察長分散執法 | 設立聯邦AI委員會，罰款分級制 |
| 國際協調 | 透過OECD與G7推動全球標準 | 雙邊協議為主，缺乏整體戰略 | 主導「AI治理多邊論壇」 |
表格說明：比較AI監管的不同模式，Khanna主張美國應建立聯邦主導但靈活的框架，並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第一手觀察來自Khanna的選區。2025年，一家矽谷AI新創開發了醫療診斷系統，準確率達96%，卻因加州與聯邦法規衝突，上市延遲了11個月。創辦人向Khanna辦公室陳情：「我們不是反對監管，但需要可預測的規則。」這案例凸顯了監管落後於技術的現實困境。Khanna因此推動《AI監管清晰化法案》，要求各機構在90天內對新興AI應用提出指導原則，而非事後懲罰。
美國還能找到共同的國家認同嗎？
可能很難，但必須嘗試。Khanna認為，當前美國的極化程度已達危險水平——根據皮尤研究中心數據，65% 的民主黨員與55% 的共和黨員認為對方「不僅政見不同，更是國家威脅」。這種「敵意認同」使得任何政策討論都先陷入陣營對立。
然而，他從跨黨派合作中看到希望。與共和黨議員Massie合作推動《戰爭權力決議》時，兩人發現儘管意識形態南轅北轍，但在「限制行政權擴張」與「恢復國會職權」上有共同基礎。這種「程序性共識」或許比「價值觀共識」更務實。他們組成的非正式小組已吸引28名議員加入，跨兩黨比例接近1:1。
國家認同的重新定義，可能需要從地方實踐開始。Khanna舉例，加州聖荷西的「社區科技中心」計畫，由政府與蘋果、Google合作設立，提供免費數位技能培訓。參與者中42% 為共和黨支持者，58% 為民主黨，但對計畫滿意度均超過90%。這顯示當議題脫離意識形態標籤，回歸具體問題解決時，共識仍可能出現。
Epstein檔案公開運動也是有趣案例。Khanna與Massie推動此事的動機各異——前者關注權力濫用，後者強調透明度原則——但目標一致。最終連署議員達112人，迫使司法部在2025年11月釋出首批檔案。這證明即使在大眾關注的敏感議題上，跨黨派合作仍可能突破僵局。
當然，挑戰依然巨大。社交媒體演算法加劇了同溫層效應，研究顯示美國人72% 的政治資訊來自「立場高度一致」的來源。要重建共同對話空間，可能需要從教育著手。Khanna支持在高中公民課程增加「爭議議題對話訓練」，讓學生學習如何與不同立場者理性辯論。初步試點顯示，參與學生在「理解對立觀點」測試中得分提高37%。
最終，Khanna的觀點或許可歸結為：與其追求虛幻的「價值觀統一」，不如務實地建立「程序尊重」與「問題解決導向」的政治文化。這在AI監管、戰爭權力、稅收政策等具體議題上，可能比抽象的口號更有建設性。
原始來源
- 原文連結: https://reason.com/podcast/2026/04/06/ro-khanna-congress-has-surrendered-on-war/
- 來源媒體: Reason
- 作者: Nick Gillespie
- 發布時間: 2026-04-06T14:31:46.000Z
